中共华北联络局电台── 台儿庄大捷的幕后功臣（图）

中共华北联络局电台旧址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卅二）

中共华北联络局电台旧址

位于和平区成都道100号

1935年，谢甫生由上海调到天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直属下的华北联络局工作。1936年春，中共华北联络局借用桂系反蒋人物刘绍襄的电台与延安党中央保持联系。

刘绍襄是国民党桂系派驻天津的代表之一，家住英租界永定里8号（现成都道100号）。刘绍襄的儿子刘仲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伍修权同志是同班同学。

1936年春，党组织决定在刘家建立秘密电台，电台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属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领导，谢甫生具体负责。这个电台为保证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冬，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曾交给谢甫生一张电报稿，要求从刘家的电台发到延安，是为了沟通省委的电台与延安中央的电台的相互呼号的电报。1936年到1937年，谢甫生所获取的有关日伪及国民党的情报，都是通过刘家电台发往延安的。底稿现在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谢甫生在天津工作时，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住在达文波路（现建设路阜昌里）爱人刘璇（刘伯年）家，开设“涌顺和”杂货店做秘密联络点。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王世英联系工作就在这里。这个秘密联络点从1936年建立到全国解放，始终未遭破坏。

抗战初期，电台的主要工作是获取敌人情报，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主要是搞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那个时候在天津搞情报的单位很多，国民党搞，日本人搞，第三国际苏联人也搞。谢甫生当时搞到的日本关东军宗室孝良的一份情报，内容是对国民党的看法，说国民党全党患恐日病，以及日本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措施等。这份情报由谢亲自复写了300余份，大部分送给了国民党上层与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对我党的抗日统战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孔祥熙通过关系专门把这份情报要走了一份。

当时日军本间师团有个叫毛风吉的翻译，本间师团是日军的一个机械化师团。经南汉宸介绍，当时任天津公安局侦缉队科长的朱军和毛风吉取得联系，在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毛风吉搞到了一份日本本间师团和联队全部军官名册以及全师的武器装备和军队准备作战动向的情报。上级党组织指示谢甫生设法将该情报送给指挥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当时中共与国民党没有直通电台，谢甫生同王世英商定后，将该情报交由在津参加敌后统战组织华北自卫会的何佩石（刘绍襄的大女婿），用国民党在天津的电台向第五战区发报，发给了李宗仁。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李宗仁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及时部署力量，防患于未然，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还发报嘉奖天津方面发送情报为台儿庄战役提供了极大帮助。

人物介绍：

谢甫生（1902~1985），湖北省大悟县人，1922年开始做宣传革命的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对红军粉碎国民政府的围剿，保卫红军的有生力量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关键时刻，谢甫生及时准确地向党提供了大量国民政府的重要军事战略情报，对保卫党的机关和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的安全做出了贡献。1938年谢甫生回到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冀东暴动，曾先后担任过八路军四纵队参谋长和挺进军参谋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谢甫生历任本溪湖地区与南满军区参谋长兼三纵队参谋长、东北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四野保卫部长、辽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东北军区保卫部长，为保卫部队的安全，争取在东北的胜利建立了功绩。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保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病逝，终年83岁。